儒教文化与野蛮自由主义

晚清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反政府武装运动，一次是天平天国，一次是辛亥革命。两次运动之间还有一次义和团运动，但是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不反政府只反洋人，不能算作反政府运动。对两次反政府武装运动，清朝政府自然要镇压。开始都是满族自家人出马，后来发现他们都是戏台上的大将，实战中的窝囊废，只好换上汉族将领，把危险的军权交给他们。第一次镇压，汉族统帅曾国藩得胜之后，把军权奉还。第二次镇压，是否能够取胜未知，汉族统帅袁世凯利用辛亥革命逼迫满清皇室退位，自己上台当上了大总统。袁世凯并不是辛亥革命运动所主张的共和民主主义的信仰者，他是一个为自家打天下的人。果然，不久他宣布恢复帝制，自己要做皇帝。

当然，曾国藩与袁世凯所处的历史背景有所变化，但是仍然有可以比较的地方。假如曾国藩转而反抗朝廷，未必不能当皇帝，假如袁世凯死心塌地镇压革命，满清朝廷未必垮台。如果比较两个军事统帅的思想背景和道德水平，一定会得出结论，曾国藩一定不会背叛，袁世凯一定不会效忠。曾国藩是一个虔诚固执的儒教徒，在他看来剿灭太平天国，就是捍卫儒家的教义，因此他不可能背叛自己的信仰。用儒家的话来说，是个君子。而袁世凯是科举考试的落选者，但后来他又意外地在官场成功，因此他从心眼里蔑视和抵制儒家教义，因此他不可能对清王朝效忠。但是袁世凯知道，如果他做了皇帝，儒家对他有用，于是他也支持尊孔。尊孔与称帝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不过，袁世凯搞垮了清王朝未必是坏事，曾国藩没有推翻清王朝未必是好事。小人办好事，君子办坏事。这种情况，无论在历史大事，还是在家常小事，也是有的。

儒教有一套不平等的，看人下菜碟的道德规范，做儿子的要孝顺老子，做老婆的要服从老公，做臣子的要效忠君王。曾国藩身为臣子，履行了他效忠君王的信条。袁世凯不是儒教徒，但他也不是共和民主的信仰者，我们暂且给他一个称呼叫作反儒教徒。回顾历史，自儒家占精神统治地位以来，处于被统治地位一方，不可能是空白，自然要出现一种反儒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没有科学文明的信仰去引导，势必是原始的，自私的，无拘束的。这跟兴盛于西方的人权主义精神还不同。人权主义精神是建立在平等，不得伤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而自私的精神，是为了自我，不择手段，无视他人利益，无视任何信仰的。儒教有其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所有反对儒教的势力，都是正确的进步的。反儒教的阵营中，有比儒教进步的势力，也有比儒教更反动的势力。

拿袁世凯来说，他是自私的，无信仰，无约束的。他想当皇帝，但是他也不反对并且推动了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局部改革，说明他没有顽固的保守教条，但是袁世凯推动改革不是出自坚定的进步信念，而是随机应变。为了他的个人利益，他随时取消这些改革。查看一下袁世凯一生的所作所为，一会儿进步，一会儿反动，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反复无常，飘忽不定。就可以看出，他很自由，随心所欲，核心是个人私利。如何称呼这种思想，真是一个费思量的难题。我暂且称呼他为野蛮自由主义吧。

这种野蛮自由主义，上至窃国大盗，下至偷鸡摸狗的草民，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找到。最典型的是民国初期那些先贫民，后土匪，最后军阀的那些人。开始是反抗官府，同时也危害百姓，推翻集权专制王朝的时候，他们也是一只革命力量，然而他们利用革命武装运动，培植私人势力，称王称霸，割据一方。他们既不是儒家信徒，也不是共和民主新思想的拥护者。他们小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读书，弄不懂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为打自家天下，能屈能伸，能左能右，能文能武，不择手段，顺我者用，逆我者弃，而不顾任何所谓人间美好的道德思想信念。这种野蛮自由主义没有自己的思想家，也不可能有，完全凭着没有教化的人类自私本能，在实际生活中付诸实践，以打下天下为人生的终极价值。无论是在白社会，还是黑社会，无论是为官从政，还是为民从商，他们以实际行动奉行这种野蛮自由主义。

这样一种无廉耻的思想的出现和泛滥，既有经济上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日益残酷的生存竞争环境，也有文化上的原因，那就是儒教对它的反面催生。儒家不像基督教那样，无私地渗透到任何穷乡僻壤百姓家中。儒家讲爱人，只是到己所不欲勿失于人为止，而不主张积极地行动起来，去帮助穷人。儒家讲尊卑贵贱，等级森严，而基督教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更热爱穷人，让穷人也有精神依托。这样，在众多的人口的中国，儒教并不像基督教那样普及，接受儒家教育的只能是少数人。而多数人则成了空白。这片空白就是野蛮自由主义生长的土壤。

在儒家还占统治地位的清朝，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就发现了中国人道德品质的巨大矛盾。儒家讲究礼，但是很多中国人无礼，儒家讲究诚实，但是很多中国人欺诈，等等等等。这让他们十分困惑。其实，写出书来的东西是思想，没有写出书来的东西，未必不是思想。野蛮自由主义，是中国人精神中的一种潜流。这种潜流，今天依然存在。[200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