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官僚文化

谈中国官僚文化
在古代西方，国王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阶层。而在古代中国，皇帝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文化为纽带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起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瓦解于当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大地母亲》一书论述中国古代文明的时候，曾指出过中国官僚阶层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殊性。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忽视了中国官僚这一阶层的特殊作用。其实，认识中国官僚阶层与官僚文化，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中国的官僚阶层是中国国土幅员辽阔加上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之所以走向大一统，有地理上的原因，也有官僚文化的反作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维持运作，上至帝国宰相，下至官道驿站长，臃臃肿肿，形成了一个温饱有保障的社会阶层。这是这个阶层的特权化的一面。
自秦汉以来，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了防止官僚阶层演变为贵族阶层，创造了科举制和诏安制两大政治发明，向民间敞开了做官的大门，把民间文武两界精英分子，笼络进这个队伍。于是致使中国的官僚阶层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部长的儿子未必是部长，军长的儿子未必是军长。穷人的孩子读书报考，或者造反诏安，都有可能一步登天，变寒门为官宦。反过来，官宦人家也能迅速变为寒门。官僚阶层与平民之间的相互流动性，让平民变官宦，官宦变平民的观念深入民心，做官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而且也能变为现实。做官是人生最高境界，用儒家文雅的话来说，就是治国平天下。直到今天，做官当领导依旧是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即使很多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心里想的无非还是做官。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官僚文化。
中国官僚阶层的流动性，使这个阶层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因此刺激了一部分意识薄弱分子和投机分子的贪婪性。贪官层出不穷，是中国历代官场的顽症，成为瓦解中央朝廷统治的蛀虫。同时中国官僚阶层的流动性，也使得这个阶层的成员在民间没有权威性。民间认为官僚不过是民间的幸运者，是民间的嫉妒对象。凡是当官的，没有不招百姓嫉恨的。这是中国官僚文化的另一面。正因为中国民间对官僚阶层的天生不尊重，所以民间对官僚的贪污特别不能原谅，找机会就反抗。而朝廷为了平息民愤，就不断对吏治进行反贪整顿。整顿加剧了官场的流动性，更刺激了贪婪性。于是越整顿越贪，越贪越整顿，最后走向崩溃，改朝换代。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都是从反对贪官开始的，最后才演变为推翻皇帝。
为什么千军万马非要走当官这座独木桥？因为中国过去的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当官才能发财。不当官，或者家人亲戚好友当中没有官，发财很困难，甚至基本不可能。这种现象不仅过去是这样，即便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些地方是这样。中国的商人阶层始终没有独立地发展起来。中国的商人当宰相，2千年前到秦朝的吕不韦，就成为绝唱，从此商人被排斥在官场之外。在官僚阶层与商人的较量中，官僚阶层掌握着权力和道德制高点，屡战屡胜。中国官僚阶层的主流是天生的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西方来的马克思列宁学说对他们一点就通。而中国的商人只能成为官僚阶层的附庸，小心翼翼地收买和腐蚀他们在官僚阶层中的老爷。他们在被征收为国有，与通过贿赂适度生存之间，不得不选择后者。所以中国的商人喜欢行贿，是中国官僚文化的另外一个侧面。
中国官僚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影响是深刻的。就连近代平民革命领袖毛泽东也不能超脱。原本毛泽东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了一个平分土地，保护工商的民主主义纲领。这样才获得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推翻了国民党的官僚阶层统治。但是建国之后不久，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阶层，这批双手空空的新官僚，强烈地呼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他们收了农民土地，在城市，他们收了市民的工厂，商店，和作坊。这批新官僚阶层为自己谋私利的愿望，与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谋而合，这时候他们紧紧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了保护自己的官僚阶层利益，击退了右派知识分子的批评。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从基层反映上来，提醒毛泽东他理想的共产党人正在蜕变为他痛恨的官僚阶层，任何触动他们利益的政策，都遭到了他们的抵制。于是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运动。文革运动的目标是官僚阶层，而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过是陪绑。
但是这场运动很失败，演变成一场浩劫。毛泽东没有摆脱官僚文化的影响，仍然在老圈子里打转。他一方面用变相的造反招安方式来加强官僚阶层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又用所谓一元化领导的方式，使权力空前绝后的高度集中，使得新官僚阶层在社会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官僚化渗透进各行各业。行政级别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奋斗的目标。没有约束的权力导致腐败，这一点实际上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显现。走后门，搞特殊化，成为文革后期人们议论的重点。这预告了文革的失败。想必毛主席老人家已有察觉，在失望中离开人间。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修改了毛泽东的路线，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回顾30年来的改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先把经济权力分散给人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自清末民初新政以来，进行的第二次向现代化转轨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在江泽民先生的推动下，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允许民营企业主入党，都预示着中国平民开始向官僚阶层告别。拿当代中国官僚阶层与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阶层相比，权力还有不少，但是已经少了许多。在当今中国，经商已经跟从政一样光荣。但是改革的过程，也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那就是许多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向商人阶层转变，出现了一批轻松致富的人物，引起人们严重的不满。对此，有待于进行公平方面的制度改进，而不能成为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借口。
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看似道德高尚，其实是一种变相官僚文化的表现。他们主张把全社会的权力重新集中在清官的手里，这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空想。这种主张跟改革过程中混水摸鱼，化公为私的腐败分子一样反动，是官僚文化的代表。中国今后正确的选择是，不仅要在经济上把权力还给人民，而且要在一切方面，把权力还给人民。让官僚阶层彻底瓦解，让当官变成一个名叫公务员的职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平等自由竞争，热爱他人关心社会的好公民。[2006-9-14]

北洋民国味道

北洋民国味道

记得小时候去照相馆照相，要扣好了中山装的领子，胸前别好了毛主席像章，手捧着红宝书，两眼要炯炯有神，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样子，然后咔嚓一声照下来。可惜我的那些照片丢失了。但是看到别人在那个时代照的照片，都是同一个样子。现在看这些老照片，感觉到一股浓厚的时代气息，是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之交，哪个年代的味道。

每个特殊的年代都有特殊的味道。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清末，北洋民国时期，国民党民国前期，抗战时期，国民党民国后期，解放初期，大跃进时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初期，风波时期，改革后期直到现在。

在这一系列的历史时期中，我最不喜欢的是文革时期。我不谈论文革的功过，只是觉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太单调。全国人民不分男女都穿一样的衣服，只有蓝色，绿色两种颜色。当然还有灰色，但那是毛主席周总理等高级干部穿的，普通人不敢穿灰色。文革时代不仅衣服单调，颜色单调，人也单调。人被分成人民和敌人两大阵营，人民内部是工农商学兵，干部与群众。阶级敌人分地富发坏右，外加美帝和苏修。

比较丰富的是三十年代，也就是国民党民国前期。中国人，外国人，政客，军阀，土匪，黑社会，妓女，交际花，自由作家，无党派记者，左翼文人，工会领袖，资本家，地主，贫农，共产党地下党，红军根据地，中央军，杂牌军，外加日本鬼子。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那个年代虽然人物丰富，但是你可以感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对立，一场阶级决斗和民族决斗正迫在眉睫，让人心情沉重。

而最让我喜欢品位的是北洋民国时代，主要是从慈禧太后驾崩辛亥革命开始，到吴佩孚枪杀维权律师施洋和工人领袖林祥谦为止。开枪之前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比较温和幽默的时期。之后，则进入了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民族对抗的历史时期，越来越沉重和血腥。

北洋民国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过去讲经济史，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进行第一次世纪大战，无暇东顾，所以中国得以发展。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应该忘记，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集权的统治，在某些方面解放了生产力，从而得以发展。除了经济发展较快，文化方面也是中国历史最开放的时期。新闻出版相对自由。左中右各派观点，包括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公开自由传播。共产党被非法化，那是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事情。那时北洋民国时代已经结束，进入国民党民国时代。除了经济文化之外，北洋民国时代的生活方式也是丰富多彩，新旧中西，交相辉映。拿男子服装来说，有穿马褂的，有穿中山装的，也有穿西装的。女子的服装更是丰富多彩。到了国民党民国后期，穿马褂的已经很少了。到了文革时代，中国人已经没有人敢穿西装了。

北洋民国时代社会矛盾还不那么尖锐，或者说没有被人挑逗尖锐。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好商量。即使各派军阀动了刀枪，最后还都给对方一个活路，不搞迫害，颇有侠义古风。最有趣儿的是军阀曹锟，重兵在手，北京被他踩在脚下。他完全可以效法袁世凯的先例把国会解散，在北京称王称霸。但是老曹还要恢复什么法统，要通过国会合法选举他做大总统。而更可爱的是，那些国会议员并不是举手的机器，个个自以为是，并不把手拿枪杆子的曹大帅放在眼里，未必愿意投老曹的票。害得老曹不得不动用大量金钱来贿络这些国会议员。最后贿选的丑闻被新闻界揭发出来，给别的军阀推翻老曹，提供了把柄。

看看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似乎有更多的自我，更多的个性，更多的色彩。这大概就是北洋民国时代的味道吧。[2006-1-16]